是什么造就一个人的成功 (朱清时)

“每个人一生中都会遇到许多机遇,但是机遇往往是突然地和不知不觉地出现的。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人善于抓住机遇并且充分利用它们;具有高度智慧的人更善于创造机遇。”
一所大学是否一流大学,最关键的指标是要看学校培养的毕业生今后在社会上有多大比例取得成功,取得多大的成功。所以,如何培养学生取得成功的能力是学校教育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在当今和今后的世界上,中国要在激烈的高科技竞争中取胜,最关键的就是我们的青年一代是否在今后各行各业的工作中能取得成功。国家非常希望你们取得成功,你们的家庭和本人也都希望你们取得成功。
今天,我就通过回顾我们这一代人成长的过程,根据我自己在国内外从事科研工作的阅历,谈谈一个人怎么做才能取得成功。

在这里,我将放弃确定性的语言,而改用几率描述,从机遇的角度来研究造就一个人成功的原因。这样可以把这个问题讲得更深入、更全面,正如量子论用几率描述微观世界那样,也许这样更接近事物的本原状态。

我的回答是:机遇是造就一个人成功的首要因素。

机遇是成功的首要因素

市面流行的一些书中也说了这个问题,但都没把它说得很透很清楚。其实,不管是从事哪个行业,我们每个人到了五六十岁以后,阅历多了,回首往事,都会发现很多机遇造就一个人成功的例子。
我来讲自己的亲身经历。我是中国科大1963年4系6342班毕业的,班上有25个同学。1968年毕业时还在文革之中。班上有10来个三代都是工人或贫下中农出身的同学,学习成绩好,本人表现也好,就分到了国防科委和二机部,大家很羡慕他们。我是属于条件居中偏下的,分到了青海。青海在古人眼中是常覆三军、马革裹尸的战场,在近代人心目中是劳改犯人去的地方,而且我是去当与所学专业毫无关系的工人,所以在大家的心目中,我是分得最差的人之一。
但30年后老同学重逢,聚在一起经常感叹命运和机遇的难测。像我分到青海,其实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机遇。如果不到青海,我就不可能比一般人提前五年真正从事科研,更不可能一从事科研就成为项目的负责人,可能要被资格老的同事压住很长时间。就是因为青海在文革期间闹得并不厉害,还能正常运转,所以能够承担重大项目,并且承担重大项目又需要人。我在1974年底左右开始从事科研,半年以后就成为项目负责人。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转折点。1991年评院士的时候,在同时代人中间,像我这样75、76年在学术界就有成绩的不多。改革开放以后,我又成为最早到美国一流学府学习和工作的人。这样,有点成绩在同代人中就显得突出,于是得到了老前辈们的爱护,我也当选为当时最年轻的院士之一。

那些在毕业分配时令大家羡慕的分到了国防科委和二机部的同学呢?因为在那些工厂里人才济济,光留苏回来的就一大批,资格老的很多,我们这几届毕业分去的只能长时间当基层工人。而且那些地方产品的型号是定了的,不允许你随便搞技术革新,任何一点小的革新都要经过层层审批。不仅他们没有太多的机会发挥才能,而且那些地方往往在偏僻的山沟,子女上学很困难,就业也困难。他们就提前退休,让子女顶替。其中有一位当时班上的干部,各方面都很好的,现在不得不开了一个小商店以补生计。我想,当青年朋友们到了我这个年龄时,肯定也会有类似的感受。在座的同学们都是公认的佼佼者,但大家的成绩只是在学业知识方面比其他同学掌握得更好,很多其它方面的素质还未曾经历过考验。所以,经过二三十年,也许一部分同学会不如那些没考上大学的人。这个差别就是因为成功的因素很多,特别是各人的机遇不同和抓住机遇并创造机遇的能力不同。

大家都知道比尔·盖茨和李嘉诚,他们抓住了商机,取得了成功。比尔·盖茨大学读了一年就退学了,现在已成为世界首富。李嘉诚只有小学文化,也在商业上取得了很大成功。那么,学术界的情况怎样呢?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加州理工学院有个曾毕业于台湾大学、与一位华人诺贝尔奖得主是同学的教授,在一次晚宴上讲了自己的经历。他大学毕业后到哈佛化学系就读研究生,当时分子光谱学很看好,他就选了这个领域。以后的研究和学问都做得很好,但却无缘诺贝尔奖。相反,因为服兵役比他晚三年去哈佛的另外一位同学,正遇上分子束实验。他在导师指导下做得很成功,获得了诺贝尔奖。这位老教授风趣地慨叹自己“总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干错误的事情”。

当然,我并不是说未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就不算成功,反之,科学史上有许多事后确认的重大成就并未获得诺贝尔奖。我国物理学家、中科大核物理系的奠基人和老主任赵忠尧教授早在1929年就在加州理工学院观测到直接由反物质(正电子)湮灭产生的现象。后来由于别人错误质疑这样一个偶然的原因没有获奖。但他的成就在科学史上的地位已经确立,有无诺贝尔物理奖已不重要。赵忠尧的成功,究其原因,是“在正确的时间(1929年),出现在正确的地方(加州理工),做了正确的事(观察硬g辐射在铅中引起的一种特殊辐射)”。他碰到了机遇,抓住了机遇。

就科学而言,一个学科领域中大的机遇几百年一遇,中等机遇可能十几年、几十年一遇。对于这点要有清醒的认识。大的机遇是历史和社会造成的,科学史上的重大突破,都与这类大机遇有关。如果牛顿早生200年,他不可能得出万有引力定律,因为伽利略和第谷等人的观察数据还没有出来。他晚生100年,别人可能已经把这个发现做出来了。爱因斯坦能够发现相对论也是如此。时间和空间的问题已困扰人们很多年,他生逢其时,非欧几何已经建立,发现光速不变的迈克尔孙-莫雷实验刚完成,这些使发明相对论成为可能。不过那个时代的物理学家也很多,他执着地考虑这个问题,有超人的天才,成功地抓住了这个重大机遇。如杨振宁先生所言,现在做理论物理,可能只有“铜矿”,也许在应用科学和交叉科学领域可能出“金矿”。要想在科研上有大作为,一定要善于省时度势,看清科技发展的大趋势,有良好的洞察力去感知哪里有“金矿”。

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很幸运,为什么呢?就是在我30岁左右、精力最充沛的时候,正逢改革开放。这是时代、社会的大背景造成的。你们这代人的机遇比我们更好了。现在国家对科技教育非常重视,对人才的渴求比我们那个年代不知要好多少倍。我们那个时候,大学生下放到工厂和农村当工人和农民去了。而你们只要有真才实学,国家是非常重视、非常需要的。所以你们逢上了大机遇,是个好时候。但有机遇,不一定能成功,关键在于要能够抓住机遇。

如何抓住机遇

机遇往往是突然地、或不知不觉地出现,有时甚至永远不为人所知,或只是在回首往事时才认识到过去的那件事是个机遇,庆幸抓住了它或者后悔失去了它。因此,善于抓住机遇的人应该具有以下基本素质。

第一, 要随时做好准备。

从年轻时就要开始尽可能地获取各种各样的广博的知识,按照你的知识结构给自己创造机遇;机遇突然出现时,你要抓住它。而且从学生时代开始就要尽可能锻炼出很强的创新能力,也就是机遇来到的时候你要有创造性。
我一生经历的两个机遇令我终身难忘。一个例子是在1978年,到浙江大学去学外语准备出国进修。当时我们那一代“老五届”的大学生大都在基层工作,很多人的英语早忘了。为什么呢?他们在当工人、农民的时候,不知道这东西有什么用,何必辛辛苦苦地去学它?还不如一有时间就去打扑克、钻桌子、喝酒,然后就开始发牢骚,这是当时最流行的事情。事前谁都没有想到,1978年中国会突然来一次全国英语统考,考及格的人事后全都公派出国了。机遇出现就是这样突然,只有准备好的人才有可能抓住机遇。
第二个例子,是我1974年在青海西宁当工人,突然听说科学院要搞一些重大项目,有一个是“激光分离同位素”,被青海盐湖所承担了,然后到处找人才。我是学核物理的,激光分离同位素虽然不是本专业,但却与它相通。而且我在工厂这五年,晚上没有事,从来不去打扑克或下棋。当初调到盐湖所搞激光分离同位素的有一二十个大学生,都是名牌大学毕业,但是干了半年后,就发现我业务没有丢,而且很快就适应了科研。文献看得很快,综述也写得快,方案也提得很清楚,所里就采纳了我提的方案,于是我就成了这个项目的负责人。这个事情说明了什么呢?那次机遇出现时,实际上是很多人都遇到了,但是只有准备得好的,平时坚持学习的人能够抓住机遇。
举这两个例子可以说明:因为机遇出现往往是突然的、不知不觉的,只有随时做好准备,从青年时代开始就尽可能地学习广博的知识、锻炼自己创新能力的人才可能抓住机遇。当然,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创新能力,而不是光有读书能力。我一生中间遇到好多同事,非常刻苦,一天到晚都在学习,但是他遇到新问题总是一筹莫展。这就是过去教育的弊病——只重视传授知识,没有重视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几个月前,杨振宁先生在中科大做报告时讲到人才培养,主张要快乐地学习。这很像米卢提出的“快乐足球”。米卢觉得中国的足球过去都是要完成任务,压力太大,那样的足球是打不好的。他们的看法不谋而合。杨振宁先生认为,如果你学习一个东西不快乐,必须硬着头皮,“头悬梁,锥刺股”,那就说明这个学习内容不适应你。所以要选择那种真正感兴趣的、学习起来有趣的东西。这样的学习,你不觉得是负担,不知不觉的你就把你全部精力投入进去。如果你发现你读什么东西都不快乐,你就要好好地衡量一下你所选择的内容是否适合你。

第二, 要从小事做起,认真地做好每一件事。

道理很简单,机遇总是突然地、不知不觉地出现,有时你甚至一辈子也不知道哪个是机遇。这里我要从读过的书中举几个例子,但不一定记得很准确了。
我在很早以前看过鲍威尔的传记。他是一个牙买加黑人,在美国其实是受歧视的。他第一个工作是进一个大公司当清洁工。他做每一件事都很认真,很快找到一种拖地板的姿势,拖得又快又好,又不容易累。老板观察很长时间后断定这人是个人才,然后很快就破例把他提升上去了。这就是他人生经历的第一个经验:要认真做好每一件事。
据说,希尔顿饭店集团老板原先是一家旅店的服务员,站前台的。有一天,一对老夫妇来住店,刚巧没有房间了,但时间已很晚。怎么办呢?他那天正好值夜班,就把自己的房间腾出来,赶快换床单、换枕头,收拾好后让老夫妇去睡,自己却趴在柜台上睡了一夜。第二天,老夫妇很感动,认为这个青年人很善良。他绝对没有想到这对老夫妇就是希尔顿饭店的老板,而且没有子女,于是他就做了希尔顿家族的接班人。这件事说明,做事、做人要从小事做起,争取把每件小事做好。因为从小事做起,才不会失去悄悄来临的机遇,有些事先你不知道的机遇,也会被你抓住。
我也讲讲我自己的体会。因为我从小就喜欢从事科研,也很崇拜科学家。有5年时间当工人,损失了五年的科研时间,所以一直有一种很强的紧迫感。这种紧迫感从我在盐湖所做第一次报告开始,一直保持到现在。每次做学术报告,我私下都要认真准备很长时间,脑子里想很久。我之所以在国内能比较快地被学术界接受,其中一个秘诀就是:我每次把学术报告都准备得很好,给人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没有浪费每一次机会。要认真做好每一件事情,包括:考好每一场试,学好每一门课,做好每一次报告,跟每个人相处都要认真。

第三, 一旦出现机遇的时候,要全力以赴,兢兢业业地抓住它。

我国第一个乒乓球世界冠军容国团说过一句格言:“人生能有几回搏!”他是拼了,所以得到了世界冠军。实际上,我们学术界也一样——人生能够有几回搏?
C60足球状分子的发现者和诺贝尔奖得主Curl教授曾经在做报告时很详细地重述了他们的发现过程。实际上在此之前,已有其它实验室也发现了这个奇怪的质谱线,意识到这是个碳原子数为60的聚合物或团簇,但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结构。他们那天在实验上观察到这个奇怪的质谱线后,晚上没有睡好觉——他们意识到这是科学发现的重大机遇。正在他那儿做访问学者的英国克洛特教授,突然想起60个原子要形成一个稳定体,很可能跟一种由六边型或五边形组成的什么球体有关。他想起他家里有一个球,马上就要打电话叫他太太赶紧去数这个球的顶点有多少个,是不是60个。但这时正是英国早上两点,Curl教授提醒他说:“你太太不会感谢你在早晨两点打电话的,你要好好考虑。”他只好放下电话。然后他就坐立不安,一直走来走去。另外一位合作者斯默利教授,回到住处后就连夜在纸上画图,琢磨如何把六边形、五边形组合起来形成一个封闭体。第二天早上,他们找来了一个数学系的教授,问他有没有这样一个几何图形,由五边形、六边形组成,顶点正好60个。那个教授想了一下说:“哎呀,这就是足球呀!哈,这个问题在数学上早解决了。”他们马上就写出了那篇获诺贝尔奖的文章。这个故事说明,在科学发现的关键时候,科学家往往一分钟都不能等待,就像足球场上射门一样。
我个人也有一次经验。在我一生中,迄今最满意的结果就是硅烷分子的局域模振动。那是在大连做的。全世界有很多人都想得出这种光谱,都没有得到。因为这种光谱极弱,实验要调得恰到好处,每一个环节都要最佳才能做出来。就像交响乐队,要奏出最好的交响乐,每一个人,每一乐器,每一个音都要准,都要在最佳状态演奏。那个局域模振动光谱正是这样。那天,突然调好了,发现做得很漂亮,那时就不能停,停了之后一切都又要从头来。于是我赶快找来一床席子和一床被子,就在实验室里守着那个机器。万一有点什么事情,马上就要把数据存起来。我连着在实验室睡了三个晚上。我觉得那三个晚上最幸福,因为心里明白我正在做激动人心的事!这三天就得到了硅烷的局域模振动光谱。这个光谱发表出去在国际上影响很好。
总之,“人生能有几回搏”,当你意识到出现机遇的时候,一定要抓住它,不要掉以轻心,有好多事情往往就相差一点点就失去这个机遇了。

第四,要锻炼出敏锐的洞察力,善于在复杂的情况下发现机遇。

过去二十多年中我认识许多研究生,他们念书时都很好,但后来的成就相差悬殊。关键在于面对新出现的复杂局面时,他们是否能发现机遇。
爱因斯坦曾现身说法地解释过:“(学生时代)我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数学,其原因不仅在于我对自然科学的兴趣超过对数学的兴趣,而且还在于下述奇特的经验。我看到数学分成许多专门领域,每一个领域都能费去我们所能有的短暂的一生。因此,我觉得自己的处境象布里丹的驴子一样,不能决定自己究竟该吃哪一捆干草。这显然是由于我在数学领域里的自觉能力不够强,以致不能把带有根本性的最重要的东西同其它那些多少是可有可无的广博知识可靠地区分开来。诚然,物理学也分成了各个领域,可是,在这个领域里,我不久就学会了识别出那些能导致深邃知识的东西,而把其它许多东西撇开不管,把许多充塞脑袋、并使它偏离主要目标的东西撇开不管。 “这里爱因斯坦强调了直觉或洞察力对于寻找科学研究上的机遇的重要作用。爱因斯坦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功,原因之一就是他在很年轻时就懂得直觉的重要,又选择了他具有最好直觉的领域 棗 物理学。因此他能找到一个具有重大意义、取得突破的条件又已成熟、可以做大突破的机遇。
培养学生对科学技术的直觉和洞察力是创新人才教育中最重要的问题。这些素质难以从课堂和书本上得到,需要通过环境和实践经验来培养。目前世界一流的大学都是研究型大学,都努力营造浓厚的研究气氛,不仅让学生可以与大师交流、潜移默化地受熏陶,而且使学生可以自己参与研究,体会创新的过程。在这样的环境中,学生就容易悟出直觉和洞察力。
(好不好看啊,好的话我把剩下的回头也贴上来)

中国科技大学是中国最应该去报考的大学

  我慢慢说吧:
  出国率:中科大的学科设置很有意思,某个程度上科大并没有所谓的烂系这样的说法。科大的学科一般越冷门出国率越高,毕业分配越好的系出国率越低。总的来说,科大18个系(我在校的时候),物理方面有3个系,化学方面有5个系,本科出国率都高于60%。像计算机这样的系就差一点,大概只有15%--25%之间(其实在别的大学,20%的出国率已经是惊人的数字了)。某个程度上这个是个优化配置:因为像近代物理和物理这样的专业,在国内的去向上是不太幸福的(如果和科大的计算机之类比较),能够转移到国外去作学术工作也算是给国家减轻就业压力。当然有人会骂我说为什么这些学生不能留下来给国家作贡献。那我老老实实说吧:如果你是那个学生,你读了一个比较冷门的专业,而你得到斯坦福大学物理系的全额奖学金,你会不会去读?所谓达则兼济天下,你也要先“达”了再说吧。另外说一句话,因为科大出国率在10多年前就极高的缘故,这两年有很多在海外发展多年的校友回国发展。就我个人而言,我不想把什么都和国家民族大义联系在一起,但是我个人觉得他们的做法算是双赢吧。
  
  学风:很多人说科大的学风很好,其实我倒不完全这样看。固然科大的本科高出国率背后是许多学生在英语上的大量时间投入。但是科大的学风实际上是非常宽松的。同样有非常多学生以混毕业为目的,不过多数科大老师的态度是:你不上课可以,有本事你考及格给我就行。所以不管你是不是一个刻苦的学生,你都可以在科大找到你的空间。当然如果你觉得你是一个变态的用功学生,相信我,科大肯定有比你更加变态的。科大是一个绝对可以改变你的地方。
  
  校风:这些年大学教育的名声已经很不好了,但是我可以这样保证,所谓考试送礼这样的事情绝无可能在科大发生(所谓套瓷之类是有可能的,但是老师绝无可能收你的东西)。另外在科大是很少有人要作学校干部的,如果你觉得你有组织才能,你很容易得到你的位置,因为科大学生的观念里这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科大的老师往往有些学究气,对学生都是不错的,所以科大是个很干净的学校(我知道科大难免有官僚的方面,世俗的方面,但是科大绝无黑暗的方面)。合肥的消费比较便宜,气氛安静,你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来根据你学到的东西塑造你自己。科大确确实实是一个能够改变人的地方。
  
  校友:这个在我离开科大以后我才认识到。科大校友是中国最抱团的一群。我在上海工作的时候,不止一次有人和我说他们很羡慕我们科大这个方面。因为那时我在上海工作,自己一个人租了一套房子,有些师兄要出国的就在我那里落脚(有些我实际上不认识),然后一群认识或者不认识的校友会聚在一起聊聊天,喝喝茶(一般不喝酒)。一次我和同事一起去客户那里,刚好那个客户老板的朋友也过来,老板和我们介绍说是科大少年班毕业的(年龄虽然只比我大一点,但是却工作了不少年了)。他最后请我们2个吃饭,说给师弟初到上海接风。我后来再也没有见过这位师兄,但是却非常感动。同是科大人间的那种信任,是别的学校很少见的。我那位同事是95级上交大电子工程毕业的,他说他们班几乎全班都留在上海了,可是他们之间都没有什么联络。如果你到了国外,你更会感觉到科大校友对你的那种认可。那种默认的自豪感是很打动人的。
  
  最后说一说很多人谈论中科大和其它学校之间比较的问题,作为一所年龄不长的大学,科大一直以加州理工为榜样,所以它的规模一直很小,1996年,科大毕业了只有不到600本科生,1997年,科大毕业了不到700本科生。同年清华毕业的学生是科大的5-6倍。从1958到1998年的40年,中科大一共才毕业了20000出头的学生(其中9000海外校友),这个数字大概只够今天的华中科大和浙大3-4年的毕业学生数。即使这样,中科大取得的学术成绩上仍然可以和国内顶尖高校一争长短。不过因为科大学生较少,出国率又高,所以在国内发展的学生要远远少于其它高校,所以显得影响力较小(和上交大这样的学校比,科大的国内校友数不知道有没有他们的10%)。每次看到有人拿华中科技大学,上海交大之类的和中科大作比较,我就觉得很奇怪,就好像拿一个野战军和一支特种部队作比较,其实有什么可比性。
  
  少年班:我常常觉得很多人对于少年班有偏见。科大少年班被叫做所谓中国神童部落,某个程度上被寄托了太多希望。大家要记住,并不是全中国在用举国之力投资少年班,只是中科大自己对少年班教学有所倾斜而已。希望少年班出什么牛顿、爱因斯坦是不公平的(这种人不是靠培养出来的)。对于少年班本身的学生来说,他们完全对得起他们所受到的教育。如果我们把少年班看作一个系的话,那么从过去20年取得的成绩来看,少年班无疑是中国第一系(虽然这个系只有一个班)。另外因为少年班学生年龄较小的缘故,少年班20年里毕业的大多数学生今年还不到30,本来也还没有到出成绩的时候(你如果要讨论经商发财之类的,那么当我没有说,那本来不是少年班的目的所在)。像张亚勤,他已经是少年班第一届学生,是有史以来最年轻IEEE院士,他还不到35(也就算说,少年班最大的学学生今天也不过35左右)。所以大家也许再过10年,就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了。即使这样,今天少年班第一届学生也足以和中国任何一个班级进行比较了。当我们讨论一个学校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群体,而不是一个首富,一个主席的概念。
  当初我填科大是很偶然的。本来北大,上交大,中科大都在考虑之内。不过上交大有拖拉机专业另外我记得当时上交大还有一大堆不知所谓的专业,不过现在好像取消了。
  人生是由一次次选择组成,对于今天的我来讲,我的第一个重要选择就是选择了中科大,虽然人生不能假设,但是如果给我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仍然会选择中科大(最后我的高考成绩,足以在北大选一系),因为当我毕业的时候,我发现我对中国剩下的大学,并没有任何憧憬。

中科大的天使之路!

        有机会到中科大的校园转了一圈,印象最深的还是被科大学生称为“天使”之路。之所以称之为天使,我想有两层含义:
 
        一、科大校园道路两旁种植的树上每到傍晚就会有无数多的鸟儿聚集,叽叽喳喳,叫声震耳。鸟儿飞来飞去,自然让人联想到了天使。
 
        二、站在树下面,你能听到空中不停地有鸟儿的粪便坠落,树下的电话亭和矮点的棕榈树不得以披了一层黑白相间的外衣。科大的清洁工们也不得不每天早上拿水冲刷道路。
 
        因此称之为“天使路”,或者勤奋(禽粪)路!
 
        傍晚的时候,要么绕过天使路,要么就要以最快的速度冲过去。突然想到以前,学生犯了错误,老师罚学生站。聪明点的老师有了科大天使路的灵感,或者会让学生站在树下,接受天使的洗礼。也不说它是面壁思过了吧,可以换个好听的名字,发奋图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