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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劝人劝三次–胡耀邦和我的1985“危机”

方励之
 
  　1981，胡耀邦刚刚当中共的总书记，推行的政策之一就是领导班子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各个单位都在按照这一选择规则物色新的领导。据此，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党委向中央推荐的下一届的校长和副校长的名单中，有我。理由之一可能是，在所有科大的正教授中或是学部委员中我的共产党党龄(1955-1981)均属最长。很快就有人反对，左派右派都有。因为，人人都知道，方这26年党龄中有21年(1958-1979)是在被开除出党的状态。乃虚党龄也。有个朋友怕出事，赶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科学学〉杂志上，题目就是“方励之不宜当副校长”。等了三年，直到1984年春科大校长任命果然没有得到中央书记处的批准。都以为，中央看到那篇文章。到1984年夏天，任命突然又正式批准了。可见，他们并没有看，或者，看了也忽略了。这就引出了下面的故事。

    大学生没有不闹事的。凡是在大学工作过的人，大概都会同意，要想完全防止大学生闹事是不可能的。但是，当局规定的大学校长的任务之一就是严格制止学潮。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会接到一个文件，列举出在哪些学校最近又发生了学潮。凡被文件列举过的学校，就像学校发生过火灾一样，被认为是校长的失职。所以，不同学校的校长见了面，第一句话常常不是一般人的问好，而是‘你们那有事吗？’‘没事，没事’。会心一笑。这个‘事’，指的就是闹事。

　　我一直认为学潮是一种健康的社会现象，就如人着了凉一定会打喷涕一样。或者，更准确些，可以比拟为台风，局部来看，确有点‘破坏’，但对于全球的温度调节，台风的贡献是不可少的。大学生闹事也是社会温度的调节者。因此，只要认真解决闹事的原因，事态自会平息。如果事出无因，更不必操心过度，等它自生自灭就是了。只要不伤人毁物，学潮即属正常。

　　管惟炎校长的看法同我差不多。在管和我上台的第一年里，即1984年秋到1985年秋，全国有几十所大专院校发生过闹事，平均每周一次。尽管我们是‘听之任之’派，但科大却保持零记录，没有学潮。

　　1985年9月一开学，北大学生就闹事。贴大字报，要求‘纪念九一八’。1931年9月18日，日军发动攻势，占领了中国东北，那时在野的中共立即提出勿忘国耻，发动抗日。到1985年，共产党对学生纪念九一八的倡议反而惶恐万分。理由是，现在要同日本人作生意，再纪念九一八就会破坏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当然，当局与学生之间的矛盾并不在表面的纪念活动，学生反对的要害是不少当权者在与日本商人作生意时的受贿等腐化行为。

    9月18日，在当局严格的控制下，学生倡议的活动未能进行。许多北大学生不甘心失败，宣称要发动全国大学生纪念一二九。12.9也是一个中共的纪念日。1935年12月9日，共产党成功地组织了一次全国学潮，要求抗日。到1985年，共产党自己也很怕自己的这个学潮纪念日。在12月9日之前两多个月，当局就开始在全国布署防学潮。

    10月21日，安徽省委向我们下达了防学潮的指示。按指示，大学校长和各级干部应同学生座谈，以示关心，软化学潮。这个要求，对我不困难，我每天都和学生在一个食堂吃饭，不像英国剑桥的学院食堂，要分成上下席，教授不能与学生同桌共餐，科大食堂根本没有席，教授和学生都得站着吃饭，餐桌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破坏光了。

    其次，文件要求各大学在临近12.9纪念日时，举办各种娱乐性活动，如放电影等，使学生不能专注于闹事。此外，在纪念日的前一两晚，学校还应招待部分学生吃茶点(这要准备餐桌)，特别要请那些可能带头闹事的学生来吃，目的也是消除闹事源。凡是使中央感到紧张的学校，请客范围就更大。学生称这种办法是，中央越吃紧，学生越紧吃。科大并不是中央最担心的大学，后来也招待了一百多个学生参加这种茶点会。

　　 对于北京大学，中央则专门派了工作组，坐镇校园，直接指挥反闹事。尽管如此防范，气氛依然诡谲。最终是平静地度过，但我却陷入了一次危机。

　　事情始于11月初，我去北京参加物理学会主办的玻尔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会议在北京大学的礼堂召开。正赶上，中央的工作组在校园里。我的报告排在11月2日，讲的内容是，玻尔的量子论和量子宇宙学中的半经典方法。我报告时，除了原有的物理学会成员外，还有许多学生进场来听，没有坐位，就站在后面。我做学术报告时，当局也常常派人来监听，任务是‘注意动向’。一位常年从事党务的朋友（他的专业也是物理），知道这种监视，每次我报告后，常对我说‘今天他们又来了，也不知他们听懂了甚么’。

　　北大那天报告后，立即有不少学生围上来问。无线电系的学生会主席也趁机邀我给学生讲一次话，我答应了。讲话时间定在11月4日晚。这一情况，当然马上也就被进驻北大的工作组探知了。

　　那晚的讲题是‘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责’。我知道北大的形势紧张，当时12.9还没过。每逢这种情况，依我的经验，讲话用词无需过激，幽默的暗示和嘲讽就足够了。对于蠢笨霸道的正统意识形态，一场大笑就可以使它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崩塌。而且，智力不够发达的监听者往往又不全懂学生为甚么要大笑。

　　那晚的一场嘲笑着实激怒了当局。北大的工作组，立即向中央汇报了我的讲话记录。负责意识形态的最高官员胡乔木当即开始追究讲话的责任。我的讲话用词相当谨慎，追究者始终说不出我论证的道理错在那里。其实，激怒他们的关键是我点名批评了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的一桩丑闻──冒充顶替物理学家去美国长岛参加同步加速辐射会议，趁机出国旅游。

　　讲话之后第二天，我回到合肥。一到科大，管惟炎就告诉我，我在北大的讲话已经引起高层不满，中央已经打电话来，要求科大就我批评张百发一事向北京中共市委道歉。道歉的要求被管拒绝了，因为，管本人即是被张等顶替的物理学家之一。张的丑闻就是由管惟炎首先在物理学会上公开揭露的。丑闻证据确凿，毫无必要道歉。这更惹恼了胡乔木。他旋即批示：方励之应当退党。其他某些顶层官员也画圈同意。事态严重了。

　　12月6到13日一个星期内，安徽省委书记，副书记一连三次找我谈话，每次四小时。安徽省人口四千万、面积与英格兰一样大，如此大省的最高官员，竟然能用三天时间消耗在我的一次讲话上，可见当局倒底有多少时间认真管过安徽的建设（安徽至今仍是个穷省）。　　省委谈话是‘劝方退党’的前奏。12月16日接省委通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主任王鹤寿将于当日到达合肥，要我去见他。中央纪委专为整顿党员而设，接见的目的是要正式劝我退党了。到了约定的时间约两小时，接见的约会突然被取消了。只说王鹤寿不来了。我当时蒙在鼓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随即北上北京办事。

    一到北京，即被当时已86岁的严济慈教授叫去训话，他大骂我对学生的讲话不合时宜。对于老人的训话，我的经验是，不必当场解辩，等他自己说累而停止就是了。他的秘书在场纪录。47分钟的训话结束之后，他的秘书走了。说时迟那时快，严老脸色瞬间回归正常，并大声说“陪我去喝酒！”训话之事，似乎全没有过。严老也知道我不会喝酒，但一定要我陪他尽兴。为什么先训话后又喝酒？又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第二天，12月20日，我又被科学院院长卢嘉锡叫去训话。院长训话的结语是：无限期取消我的美国之行，以示惩戒。本来，按计划，我将于1986年1月2日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访问。就这样，因为我批评张百发不正当的出国而使自己失去了正当的出国权利，也算是‘咎由自取’吧。不能去美国也就罢了。我想，北大‘讲话风波’终于过去了。当晚踏踏实实地睡了一觉。

    第二天，12月21日我和李淑娴想放松一下风波时的疲劳，一起去朋友家聊天。中午，我们一回到北大，就注意到，在物理系一些醒目的地方用大字写着‘李淑娴！尽快通知方励之，中央要找他！’。原来，从一早开始，中共中央办公厅就一直紧急地催促科学院，北大，以及清华大学的刘达找到我。

　　要找我的中央是胡启立。李淑娴在大学时就认识胡，我并不熟。现在胡是中央第五号人物，不知他找我的目的是甚么，训话？挨骂？但决不会是喝酒。下午3时，刘达用他的车送我到中南海中共中央书记处。守门的警卫已知此事，我自报了一声姓名，即被放进。

　　胡启立没有前夜卢嘉锡院长的肃杀神色。我知道，这暗示，事情有变。果然，胡的谈话全是解释性的，对于我在北大讲话中所涉及的问题，都没有批评，而一再说‘中央也注意到了(我谈的问题)，只是不容易很快都解决，不要着急，请耐心’等等。态度着实可嘉。胡启立最后特别说，‘我们中央是信任你的，你可以出国访问，我的直通电话是397007，有任何困难就请直接给我拨电话’。就这样，前一天刚刚被无限期推迟的普林斯顿之行，在胡的谈话后，又没有问题了。科学院一改成议，转动180度，立即同意我于3月去美国。

    后来慢慢知道，从12月16日到12月21日的一系列“怪”现象全都源于胡耀邦。就在前述中央记委准备找我那天，胡耀邦有批示，大意是不同意立即劝退或开除方励之。并要胡启立找我谈话，劝人要劝三次。所以，王鹤寿的“刀下留了人”。胡启立知道严老力挺过我的科大任命，所以又请严老找我训话。严老知道风雨已过，但又不好明说，故等秘书走后，以酒示意也。但卢嘉锡院长可能还没有来得及得知到胡耀邦的批示，弄得70岁的老人还要迅速地转动180度。

    我的1985年危机，就这样过去了。

    当然，危机并没有过去，那已是后话了。

    无论如何，主张“劝人劝三次”者，应属好人。
　

    方励之
    2005年11月16日，Tucson
 

[转载]悼管惟炎先生

      管惟炎先生走了，走得很突然。
      75岁，按“人生七十古来稀”的老话，管先生可以算高寿。一生中从事过抗日活动、地下斗争、赴苏留学、科学攀登、施政图治、授业育才，无不成就卓然。九天回首，本应该已无缺憾。但突兀的噩耗是这样令人难以承受。哀哉管公！痛哉管公！
其实，管先生与我的个人接触很有限。他担任科大一校之长的那几年，我基本上在国外，其中只在1985年回来半年。记得第一次见到这位校领导是在学生食堂，他买了一份饭菜，边吃边和同桌的学生聊天，回答学生提的问题，也谈一点看法，很亲切，很随便。看我是一个人在食堂就餐，管先生顺口问了几句我的情况，对我在美国的感受颇有兴趣。那时科大的食堂以率先改革、引进竞争、允许选择、价廉物美享誉全国高校，外校来客每每赞不绝口。恰值我国大学生追求民主的思潮初露萌芽，因食堂或其他生活问题管理不善引发高校学潮的事时有耳闻，科大的领导却完全不必为此操心。校长本人天天与学生一样拿着饭票和饭盒挨个食堂转，这个事实提供了问题的答案。
      首先在科大校园改革的不仅是食堂。八十年代中期，科大以“二次创建”为口号，上下一致，师生互勉，团结图强，在高校中独树一帜，教学质量誉满中外。锐意改革的办校方针，活跃求真的学术氛围，宽松平等的人际关系，结合前沿的授课内容，热情奋发的求知欲望，构成科大人引以自豪的特色。虽然回校时间不长，我也深受这种气氛的感染，总觉得生逢其时其地，敢不尽我所能。我说不清管先生本人为实现这种局面做过哪些贡献，但我相信，那几年是科大最好的时期之一。为此，我感激和怀念管先生。
      更令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的同仁对管先生永存感激之情的是他在我们实验室面临生死关头时对我们的鼎力支持，为此他不惜可能牺牲个人的前途。1985年中，正当我实验室的建设工程热火朝天的时候，一位同事突然从可靠渠道得到惊人的消息，中科院高层决定工程中途止步，缩小规模，只保留直线加速器，上报计委的报告已经拟好，秘不外传。管先生闻讯后十分着急，迅即晋京，遍访院级主要领导，慷慨陈辞，列举工程的意义，力驳种种偏见，说到激动处难免疾言厉色，使对话者很不好下台。一直对科大关爱备至的严济慈副委员长也为此事奔走。真可谓“挽狂澜于既倒”，由于严老、管先生等长者的努力，院领导终于收回成命，我实验室起死回生。这一段往事对我们这些第一线的工程建设者堪称刻骨铭心。我说过；“我们实验室之能有今日，管先生功不可没。”这绝非客套的虚言。
      1985年下半年，我第二次访美。次年春节前后，管先生也曾赴美探访我国留美学生，我虽无缘一见，却意外地从我哥哥(当时在Notre Dame大学就读)处听到管先生的消息。知道我们的兄弟关系之后，管先生在座谈会上讲了几句，对我恐有些过奖，让哥哥颇觉光彩。此后再无机会向管先生提起此事，但我内心一直感谢管先生的勉励。
      也是1986年在美国，我曾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和一些杂志（记不清名称了，应该或是国内办的，或是“亲大陆”色彩很浓的境外中文杂志）上读到介绍科大改革成绩显著的文章，有的还是连载，篇幅颇长。我深感与有荣焉，也真为有关宣传部门如此肯定科大的改革而兴奋不已。谁知天有不测风云，言犹在耳，后来的情况竟有那样意外的变化！
      事情发生时，我们一群爱国游子忧心如焚，到处收集、查阅各种媒体的报道。还记得，曾苦口婆心劝说同学们停止游行、回校正常上课的管校长，在解职返京之时，为避免出现火车站前数千师生挥泪送别的场景，是在有关单位安排下从蚌埠登车北上的。但还有部分及时闻讯的学生赶到了蚌埠车站。风声萧索，灯影阑珊。泪眼朦胧，默然无语。我能想见，管先生隔着车窗，注视着他衷心热爱的青年学子的身影逐渐远去，听着“管校长，不要走！”的呼喊声逐渐沉寂。管先生当时的心情我无从猜想，但我真想对他说：人可以有不同的价值观，我以为这样发自内心的爱戴、挽留是无价的。人生有此一幕，可以无愧了。
      也许一周之后，偶然的机会，我从朋友那里得到管先生在北京的家的电话号码，就打电话过去。记得管先生的语气平和，只说他的一切都好，在京的工作也有了不错的安排。怕引起不便，也稍觉放心，除了祝他保重，我没有多说话。
      以后的事态发展人所共知，各种因素使管先生落脚在祖国的宝岛，成为台湾清华大学物理系的教授。1998年我有机会到台湾，为海外华人物理协会办的加速器物理讲习班授课，曾托一位来听课的清大（台式简称法）学生与管先生联系，失望地得知管先生正在北欧访问，缘悭一面。但我相信，总会有再见到管先生的时候。
      令人高兴的是，大概在2001年，管先生终于有机会回到久别的祖国大陆，来到他魂牵梦萦的科大看望，也到了他曾亲手催生的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几位老师和我一起陪他参观。当年曾以血汗培育的种籽，今日已长成似锦繁花，看得出管先生深感欣慰，我们几个人也觉得了却一椿夙愿。管先生很愉快，步履坚实，身体还好，性情似更沉稳，话语比过去少些，灰白的头发和眼角的皱纹记录着岁月的沧桑。大家都不提那段往事，偶尔有些话题会触发某种敏感的联想便立刻打住了，管先生的脸上会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凄苦的微笑。走在他身后时，我陡然觉得他的两肩上似乎还挑着一副重担，脑海中不禁浮出一句古诗：“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分别时，大家相约再会。星移斗转，春天再度来临，阳光和煦，柳枝初绿，正是万物复苏、充满期望的季节。管先生竟走了，走得那么突然。
      我问自己：历史将如何评价管惟炎先生？
      他是爱国者。对曾在日寇铁蹄践踏祖国河山时奋起抗争的国人，我总怀有特殊的敬意。每当看到听到其他民族抵抗异族侵略的壮烈场面，我总觉得，正是因为我们也有这样不畏强暴的同胞，而不都是永远以“识时务”为准则的奴辈，我们才能毫无愧疚地对外国人说：“我是中国人。”
      他是革命者。当年反饥饿、反内战、争民主的学生运动，曾以鲜血在天边绘出一抹曙光的颜色。他以优异的学业赢得威望，成为学生领袖，冒着极大的危险，站在追求真理的队伍的前列。和平建设时期依然如此，他既长期担任学生干部，又始终在同学的成绩榜上名列前茅。“又红又专”曾是一代中国青年对自己的要求，这四个字他当之无愧。
      他是科学家。出自世界级物理学大师卡皮查教授门下，他在留学期间已不同凡响，多年来在超导物理和材料领域辛勤耕耘，成果斐然。在新中国培养造就的科技人才中，他是一位佼佼者，一位领跑的人。
      他是教育家。主政科大几年，兴利除弊，人才辈出，已不用我赘言。几十年间，尽管命运多舛，他足迹所至，到处都留下了芬芳的桃李。
以上诸项，历史都早已承认，有案可查。我却特别想说另外两点。
      他是个好人。很多年来有种误区，把人的“好环”和政治观点混为一谈。其实政治这事太复杂、太动荡，有时似黄河决堤，泥沙俱下。若论某人的为人好坏，和政治未必有必然关联。有的人心本善良，极有操守，却可能持另一种政治态度；也有些似乎站在同一政治阵营中的人，其实心术不正，道德卑劣。好人是可能有错误的。记得曾与一位我很尊重的物理学家交谈，他对管先生在物理所的一些作法颇有微辞，以为未能摆脱左风的影响，而对我所介绍的管先生在科大的善政略感诧异。我并不奇怪，本文亦不为贤者讳言。这种例子我见过。好人会在某种情境下糊涂一时，被潮流迷失心性，以后知错思改，痛切自责，表现为换一环境后从头做起，幡然图新，泽及一方。管先生来科大以前的情况究竟如何我并不了解，但我相信他是好人。到科大后的几年间，他责己严、待人宽，以身作则，民主治校，胸怀坦荡，敢于负责，临难不求苟免，决不昧心避祸、卖友求荣。他是好人。
      我以为更重要、也坚信的是另一点，管先生的名字将被历史归入与上面都不同的一个专集，与我们民族的若干先贤排在一起。他是一位改革的先行者。
      谈起管先生，人们难免有些痛惜，有些酸楚，有人说他的人生具有悲剧色彩。凡是改革的先行者，都有悲剧的一面。打开尘封的史册，这样的例子难道少吗？当年管先生的改革，他对弊端的批评，今天看来早已不足为奇，或许可说还很不够，这反映出近年来我国政治生活的进步。“某某阶级自由化”的罪名已从人间被清除，响彻云霄的口号是“与时俱进”和“与世界接轨”。这就叫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先行者的悲剧性在于他们常常不是改革的受惠者（指物质利益），个人的遭遇有时令人唏嘘。但古往今来，立志改革的仁人志士都是为了国家振兴，为了民族图存，从来不是为了一己的私利。也许一个人的贡献微薄，也许周围的人会淡忘，历史却会记住，社会前进的鸿篇巨制如何由一小步一小步积累而成。英雄事业青史中，英雄名姓青史外。斯人虽去，功德长存。在历史的凯歌声中，不论先行者们身在何方，或者已经魂归天国，他们一定笑到最后，并且将永远地为后人所景仰。
      社会改革的胜利，中华民族的复兴，都已成为谁也不能阻挡的历史洪流.
      管惟炎先生，请安息吧。
      听说四月二日在新竹的追悼会以后，您的夫人和子女将带您回家，回到首都北京。我和朋友们会来看您。
刘祖平，2003年3月29日，合肥

转载三十年前的一篇文章，越看越眼熟

大家看看：1975年《红旗》杂志的这篇文章
下面这篇文章原载30多年前的《红旗》杂志一九七五年十一期，是关于教育问题的。重新看来，就此我也不说什么了！
　　
      近年来，在苏修社会里，出现了一种新的行业。这种新行业，虽然没有被苏修叛徒集团列入他们“巨大成就”的栏目内，但倒真的搞得不坏，正在以很快的速度“发达”起来。这里，且举这种行业的几个小例子，使读者开开眼界。
      先看“私人授课”业。此业现在盛行苏联全国，据说是专门为中学生进入大学而设立的。私人授课每小时可得五至十个卢布，相当于普通工人一天半以上的工资。在莫斯科街头，“圆柱上”、“墙壁上”，“大门道里”，到处是这种花花绿绿的广告，简直让人眼花缭乱。
      再看“代人考试”业。据《莫斯科晚报》载，有一种“代人考试组织”，专门代人投考大专学校。这种组织业务繁忙，应接不暇。有一个成员上午到食品工业专门学校代人考试，下午又到纺织工业大学代考，第二天又到莫斯科大学代人投考经济系。考取后，每位收取代考费五百卢布。
      其次看“论文出售”业。《共青团真理报》载，罗斯托夫铁路运输工程学院里有一种“联合组织”，专门“帮人做毕业设计、学习论文、测验作业、实验室作业”。一份设计，售价九十卢布，有的一百五十卢布。再其次看“毕业证书制造”业。《消息报》介绍的一个“毕业证书制造所”，一张毕业证书售价一千卢布，两年中他们就销售了五十六张这样的毕业证书。
      若问这种行业为什么如此兴隆，那就要看看苏修的教育制度了。随着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苏修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早已成为进入特权阶级的阶梯。苏修总头目勃列日涅夫说：“国家主要是从经过高等学校培养的专家中吸收从事经济工作、党的工作、国家工作、外交工作、军事工作和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干部。” 许多材料证明，大学文凭是选拔干部的决定性标准。有此文凭，即使是个白痴，也能捞个一官半职；无此文凭，即使你是“共产主义劳动突击手”，“从战争年代起”就做某项工作，并且“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但最后是“被裁掉”！勃列日涅夫的话以及无数事实告诉人们：只要一进了高等学校，或者干脆只要设法捞到一张大学文凭，那就能够得到高官厚禄，就有飞黄腾
达的时机。要是进不去呢，那就对不起，只能“永远”当一个被人看不起的“执行者”。许多人为了达到“高升” 的目的，当然就只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于是各种稀奇古怪的行业都应运而生了。
      可不能小看这种新行业。特权阶级要把自己的爵位和俸禄传给他们的子女，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通过教育一途。而这样做，没有上述行业的帮助，就有点儿难处。你说考试吧，“中学课程”并不完全包括大学 “考试中应考的所有材料”，一般中学毕业生怎么去考？有了上述行业，苏联的资产阶级新贵们就不怕。他们有的是钱，可以雇请“家庭教师”，或使子女进各种学费昂贵的私人“补习班”之类。这样把子女塞进高等学府以后，总算放心了吧？可是还不行，有些公子小姐们一向吃喝玩乐，谁愿去死啃书本？不能毕业怎么办？还得依靠上述行业。
      在“教育市场”上，只要不惜重金，什么毕业论文、毕业文凭，甚至“副博士”之类的头衔都可以买到。有了这些玩艺儿，就可以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了。不难看出，苏修教育领域的新行业，完全是适应特权阶级对劳动人民实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的需要而产生的。
      “有钱，就可以进入高等学校”，这是苏修一家不大不小的官方报纸吐出来的一句很难得的真话。当然，苏修统治者“标准的提法”可不是这样。因为这么说，他们那个冒牌的“社会主义”不就露了底？你听，苏修《国民教育立法原则》说得多么堂皇：苏联全体公民不分财产和社会地位，“在受教育方面一律平等”。但事实呢？在苏修叛徒集团的统治下，劳动人民既没有那么多的钱去雇请“私人教师”，又没有那么高的地位来得到同僚们的“照顾”。他们的子女，无论在分数面前，还是在其他什么面前，怎么能同那些公子小姐们“一律平等”呢？
      且以他们自己对新西伯利亚所作的调查为例，那里有近百分之九十的农民子女被排斥在大学门外，而城市知识分子（不要忘记，其中也包括官僚）的子女却有近百分之九十都钻进了高等学校。按照苏修的“立法原则”，或者可以这样说吧，百分之九十和百分之九十还不是“一律平等”么？其实，什么抽象的“自由”、“平等”，从来就是资产阶级的谎言。列宁曾说过：“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任何关于一般自由和平等的谈论都是欺骗自己，或者是欺骗工人，欺骗全体劳动者和受资本剥削的人，无论如何，也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列宁的话，这样无情地揭露了一切关于一般自由、平等言论的虚伪性。可是，以“列宁主义者”自命的勃列日涅夫们，在明明不平等的事实面前，还在那儿高谈着“一律平等”之类的神话，这难道不正是为了欺骗苏联劳动人民吗！
      学校商业化，知识商品化，这完全是苏修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给教育带来的必然结果。苏修统治者通过校内教育和校外宣传，公然要青年人树立“合理的利己主义”世界观，并且毫不隐讳地对他们说，“学习、掌握知识”是一本万利的买卖， “这是一个将能产生高额利钱的贮钱匣”。既然“知识”、“文凭”、“学衔”都可以用金钱买来，那么，这些东西一旦到手，当然就要立即投入“周转”，以谋取更大的利润。亏本的生意谁会去做？这种腐朽透顶的“教育”，是一个黑色染缸，别说特权阶级的子女，就是少数劳动人民的子女进校后，也必然要受到腐蚀和毒害。它只能培养那种以赚钱赢利为人生哲学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即培养特权阶级的接班人。
      苏修教育领域这种新行业，引起了劳动人民的愤怒，苏修报纸也不得不说上几句对此表示不满的话。这当然只是骗骗群众而已。他们心里明白，擦掉主人身上一点儿浮油，根本不可能触伤老爷们那肥胖的躯体。那些真正敢于揭露这种丑恶现象的社会根源的，不仅文章登不出，恐怕连作者都早已被关进了“疯人院”。而经过精心筛选后登出的那些不疼不痒、避而不谈问题实质的文章，简直无异于莫斯科街头的广告，对这种行业只能起到提倡、鼓励以至“介绍经验”的作用。很显然，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那就意味着推翻苏修现存的社会制度，这是苏修统治者连想都不敢想的。然而，统治者不敢想的，苏联人民却要想，并且终究有一天还要行动起来，再一次扫除这些秽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