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ar: 2006

      地无分南北,年不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

      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芦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置，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诸位关心国难，对此事件，当然是特别关切，兹将关于此事件之几点要义，为诸君坦白说明之。
第一，中国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本年二月三中全会宣言，于此更有明确的宣示，近两年来的对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过去各种轨外的乱态，统统纳入外交的正轨，去谋正当解决，这种苦心与事实，国内大都可共见。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国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跟着今年二月三中全会对于“最后关头”的解释，充分表示我们对和平的爱护。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至，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第二，这次芦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付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的征兆。而且在事变发生的前后，还传播着种种的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塘沽协定的范围，要扩大冀东伪组织，要驱逐第二十九军，要逼宋哲元离开，诸如此类的传闻，不胜枚举。可想这一次事件，并不是偶然，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的出入于我国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个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东四省失陷，已有了６年之久，续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芦沟桥。如果芦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会变成北平！所以芦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第三，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无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第四，芦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芦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
（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
（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
（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
（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受任何约束。
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为一个远大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的立场，应该不致于漠视。
总之，政府对于芦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将此意转于社会，俾咸能明了局势，效忠国家，这是兄弟所恳切期望的。

1969年，有意迁往河南的中国科技大学遭遇河南当局的冷淡，时为安徽省革委会主任的李德生（河南省信阳市新县人，曾任党中央副主席和军委副主席）却主动要去了这所名校。历史很有讽刺性，李德生的故乡就是河南。从此后，中科大成为安徽的骄傲和机会，河南则因此而后悔、痛楚，经年不绝。

一
1969年，中苏边境冲突。根据形势，中央决定进行“战备疏散”，中国科技大学被国务院科教组列入北京十三所下迁高校之中。据时为中科大革委会常委之一的蔡有智教授回忆，“九月下旬，分两组去湖北沙市和河南寻找疏散地址。沙市有科学院的干校，河南组带有国务院科教组组长刘西尧给河南省的亲笔信。我是去河南组的成员，因为带有刘西尧同志的亲笔信，我们受到了省生产指挥组组长的接待，他让我们去南阳地区看看，在谈话中我们意识到他们对科大来河南不大积极。我们在南阳周边和邓县看了不少地方，地区的同志说：土地有的是，三千亩五千亩没问题，但我们南阳没有接收一所大学的能力。两组选址人员回到北京，都表示这两地没有条件，不能去。接着又派两组，一组去江西，一组去安徽。我是去江西组的成员，到江西省后，省里明确表示不能接收科大。安徽选址的同志在宣城地区看了以后也觉得不行。在这两组人员还没回到北京时就接到了定点安徽省安庆市的通知。”其间，是安徽的领导人李德生迅速行动，把中科大争取到了安庆。由于安庆条件太差，中科大不愿去，李德生又腾出合肥师范学院和银行干校的校舍，来安置中科大。
另据中国科技大学校史记载，学校南迁原定在河南南阳，后改为安徽安庆。从刘西尧专函河南也可以看出，中国科技大学是想建在河南的。河南之所以拒绝中科大最权威的说法是怕大学师生挤占河南的副食口粮。
当南阳籍的建筑大师杨廷宝在主持规划中科大合肥校园时，我想，他一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后来，中科大多次想迁回北京，毕竟它要依托中科院办学，但安徽省一直极力挽留，就没有走成。安徽省还争取到了下放的中科院研究所，一跃而为科教名城。安徽现有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两个国家大科学工程。而河南连更低级别的国家重点实验室都没有。
无独有偶，中国地质大学曾要落户河南平顶山，也被河南错失。

二
河南错失中国科技大学的后悔只在表层、显意识里。河南的小农思维是在骨子里，不自觉的，不那么容易改掉。
在错失中科大十年后的改革开放之初，举国凋敝，各省高教实力差距不大。但随后的河南既没有争到国家投入，也没有自己大力建设，被兄弟省份远远甩下。小省山西现有八个学校可以培养博士，黑龙江有十一个，而大省河南只有五个。我们真的重视教育了吗？
当中科大在大力扩张建设新校区时，河南大学的2000亩老校园则被挤兑的只剩下八百亩，而人数却涨了好几倍。我们在精神上有境界吗？
2000年，河南提出加快发展河南大学，坚决破除小农意识，却只给三校合并的新河大拨地1800亩建设新校区。以至于教育部长陈至立都说，这能容纳下几万人吗？以至于现在要跨过大马路再建新新校区。而同期的山东临沂师范学院新校区征地一万亩，人家要为一千万临沂儿女圆大学梦。我们在视野上有眼光吗？
湖南师范大学整合医专、省人民医院、解放军医院，建设医科。南华大学整合中央科研院所，山东科技大学跨市合并，迅速做大。陕西科技大学、西南石油学院将新校区建在省会，异地办学，摆脱地理局限。这才是解放思想、不拘一格。反观自身，我们在思维上有创新吗？
中国科技大学八十年代就在合肥市第一个装上了暖气，先生后师。食堂伙食是工作的重点，书记校长亲自抓。学校最好的建筑是教学楼，寝室里可以彻夜用电。因此成就了科大八十年代的辉煌。而我们河南高校呢，都21世纪新校区了，图书馆还没有行政楼大，食堂伙食被千夫所指，寝室连阳台都不设。我们在体制上有优势吗？
河南啊河南……